近期，几位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央媒高管到新闻学院教书（而不是当院长），让人们对新闻学界、业界久违的“职业旋转门”有了想象空间。这个曾经顺畅的“旋转门”停转很久了！在科研压倒教学、学术压倒实践、研究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大学评价体系下，新闻学与新闻业这个职业实体渐行渐远、脱实向虚，研究范式从“职业性”走向“社会性”。新闻教育界出现严重的“实践派”断代危机，作为传统新闻人核心知识的“采写编评”，在高校已很难找到实务教师。

　　某知名新闻学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说：我们学院五十多名老师，有十几个人逮着一门《传播学概论》抢得不可开交，而《新闻采访》竟然没人敢去上！另一位学者在某次学术年会上的批评也常被提起。他说，相当一部分青年教师以新闻实践缺少学理为由，轻视或鄙视新闻实践。而在一些新闻学院的课堂上，有些教师要么夸夸其谈各种高深莫测的理论体系，要么照本宣科宣讲别人撰写的新闻教材。这，是新闻教育系统“实践派”断层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在上世纪80年代，新闻学界、业界亲如一家，“职业旋转门”很畅通。以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创办为例，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，抗战时期曾担任冀热辽日报副总编辑、后又参与创办《天津日报》，力主创办华中工学院新闻系，并调来湖北日报新闻部主任汪新源为新闻系主任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程道才为新闻系副主任，确保教“采写编评”的老师都有实践经验。兰州大学刘树田教授回忆该校创办新闻系时，也提到了那时学界、业界的亲密关系：虽然自己当时正式分配的单位是兰州大学，但甘肃日报也希望他过去工作。于是刘树田就在教书之余，经常去甘肃日报跑新闻，两头上班。这些新闻系建系的业界班底，既补充了大学急需的新闻教师队伍，也给新闻研究输入了实践的问题意识，为新闻专业的发展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学科框架。但随着那一代“实践派”退休，顺畅的“旋转门”停转了。这不仅造成“实践派”学者的断代，更导致学界与业界精神纽带的断裂，“卡方人”全面碾压“绿眼罩人”。

　　作为新闻学者和学刊编辑的朱春阳教授，曾通过翻阅一批1990年代中期的学术期刊，发现当时的研究大多讨论的是新闻业发展中遇到的核心问题。无论是理论刊物还是业务刊物，关注问题的一致性程度都很高。业界与学界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，也能够沟通与对话。他认为，那才是行业共同体的常态。如今学术规范性虽然大为提高，但学界讨论的问题似乎正越来越偏离新闻传播业的现实，为研究方法和话语修辞所绑架，与行业实践渐行渐远。

　　高等教育专家克拉克提出漂移（drift）的概念。他认为，为获得更高威望，学科必然进行漂移，群起模仿具有高度威信、等级构造中处于上层的同类。比如，数学加入物理学元素，经济学模仿数学，人文学科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自证合法性。在这种学科漂移中，一直背负着“无学焦虑”的新闻学，也漂移向图表、公式、函数，迷恋“概念持续不断的分裂繁殖和组织这些概念的无休止文字游戏”，与新闻业务和媒体工作切割，以凸显自身的学术性和知识纯洁性。其结果是，“旋转门”关闭，“实践派”断代，学界业界疏离。

　　如华勒斯坦在《开放社会科学》所言，任何一门学科，都必须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、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，这些要求和实践相互支撑，然后又得到该学科或门类的制度化再生产的不断增强。职业实体是新闻学的田野，新闻学与新闻业互相成就、互相滋养。开放“旋转门”，让实践知识与学术知识、记者与学者往返流转，新闻之学才能生生不息。